村医补贴被克扣,维权找回2.3万余元!

 
 

乡村医生康丽在基层干了二十年,眼看着政策越来越好,国家对基层医疗扶植力度也是与日俱增。按理说,收入应该水涨船高才对,而令康丽费解的是,自己到手的补助反而比以前还少了,补贴款更是由主动上缴变成了直接扣除!

 

 
当地补贴逐年升高,到她手里却不增反减!

 

随着医改的逐步落实推进,乡村医生目前除了要承担基础诊疗工作,还需要负责给邻里乡亲提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基层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康丽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亲身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变化。

 

比起以前,充实的工作量让她更加忙碌,但让她不解的是,自己到手的工资非但不涨反而下降了。

 

康丽反映,自己1997年每月能从村里领到200元补助,后来政府开始补贴,并不断提高补贴标准,她的收入涨到3000多元。但当补贴标准提到了每人每月3500元后,她收入却下降了。

 

据了解,为稳定乡村医生队伍,方便农民就近看病,北京市在乡村医生补助这块下了很大功夫,并相继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

 

 

2008年起实施乡村医生补助政策,标准为每人每月800元。

 

2013年7月,原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财政局又联合出台政策,将这一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600元,并明确规定该部分费用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克扣。

 

2016年3月,《北京市关于加强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印发,补贴标准又提高到每人每月3500元。针对山区、半山区的不同情况,各涉农区在基本补助基础上可再增加补助500元至2000元。

 

 

北京市卫计委基层处有关负责人当时对媒体表示:“目前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在5000元左右。此次调整后,山区村医的待遇水平将与之持平。”

 

虽然补贴款在逐年提高,康丽却没有享受到任何实惠,月工资更是没有达到5000元左右的平均水平。

 

 
应得补贴款被扣,村医走上维权路

 

“我的工资都是村里发放的,补贴款提高到3500元之后,村里就找我谈话,说我每月从村里领3000多元的工资,又领取3500元的补贴款,相当于领了双份工资,对其他村民不公平,要求我将补贴款交回。”康丽称其在2017年1月前,每月都向村里缴纳3400元的补贴款。

 

但在2017年2月份后,村里不再要求康丽上交补贴款,而是从其工资里直接扣除3300元。康丽找到村干部反映,但迟迟没有解决。

 

出于无奈,康丽只好通过法律途径维权。2017年9月,她向党对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退还她缴纳的乡医补贴款,支付按照乡医补贴款克扣的本人工资。最终裁决结果是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返还康丽上交的补贴款,驳回康丽要求支付克扣工资的仲裁请求。

 

康丽不服该裁决,于是又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返还康丽2016年3月28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乡村医生补贴款3.4万余元;支付康丽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工资差额2.3万余元。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最终,康丽拿回了那笔本该属于自己的钱。

 

 
克扣村医补贴现象,什么时候才能停!

 

国家每年在基层投入大笔资金,一方面就是为了稳定乡村医生队伍,提高广大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而这笔收入却在终端被恶意克扣。经费的巨大流失,不仅是对国家财政的浪费,更是对村医应有权益的践踏,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更值得有关部门采取强硬措施制止。

 

我们还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尽管有些地区在响应国家强基层号召下,开始遵照执行甚至专门针对基层采取相当给力的扶植政策,但对于这些好政策的下达,部分村医却明显信心不足。最让他们担心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经费虽然年年涨,村医口袋却很难鼓起来,肥水流了外人田。

 

公卫补助不透明,分配不公平,中途被克扣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让辛苦耕耘的乡村医生很受挫,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最终导致基层工作难以开展。

 

要解决经费恶意截留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得制定切实有效的纲领性文件对补助资金进行严密监管并在经费去留上,让村医们享有明明白白的知情权。

 

报道最后,康丽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补助,作为村医经费被克扣的个例,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但作为基层时有发生的一类现象,我们真心希望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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